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揭晓，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8%，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据了解，今年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比较》第113辑文章中指出，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接下来中国人口将出现第二个转折点，以总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

中国的老龄化：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

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主要原因。相比其他国家来看，中国的老龄化过程还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中国的老龄化进程都是最快的。其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这个地位将长期保持。最后，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即老龄化程度在世界排位远远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

人口老龄化按照必然性先后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每一次都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中国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于2010年发生，以15—59岁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该组人口总量在2010—2020年间减少2349万。

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的第二个转折点预计在2020—2030年间发生，以总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实际上，联合国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对中国人口进行的预测中，对总人口峰值的预测有差别，其中2019年的预测由于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过于乐观，预测的人口峰值时间延迟到2030年。然而，如果把联合国的预测数与中国人口迄今为止的实际数相比，我们或许应该立足于一个更早到来的人口峰值。

在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期间，即2010年到2025—2030年期间，中国同时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过渡。这期间，不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经济增长也将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严峻挑战。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为关键，其间的发展具有不进则退的性质。

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正如老龄化本身不可逆转一样，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模式也终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供给侧冲击，也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挑战。

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还会更直接地对需求因素产生不利影响。目前的人口增长趋缓状况以及即将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可能会以三种效应减少消费数量、降低消费倾向。

第一是人口规模效应。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更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消费增长减速，而人口规模的负增长也就等同于消费者数量的减少。

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老年人消费较少以及就业人群缴纳社保负担重，将从宏观层面降低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

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被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高收入群体获得。

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却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并且还常常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这必然加剧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趋势。

以上分析说明，一个国家在经过老龄化过程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使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中国已经跨过了这个转折点，也经历了潜在增长率以及实际增长率的持续下行。

接下来，一个国家终究要经过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负增长将产生削弱各种需求因素的效果，可能造成总需求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实现其潜力的情形，形成经常性的负产出缺口。

政策含义和政策建议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不可逆的规律性现象，因此，老龄化过程无法阻止。在中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政策生育率（即针对不同人群政策允许生育孩子的总和生育率）是1.5，而那时的实际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5以下。

这既说明生育率下降有着比生育政策更深层的经济社会驱动力，也足以使我们预见，生育政策调整不太可能对生育率提高和人口增长产生实质性的促进效果。

例如，2014年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仅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年的4.9‰提高到5.2‰；2016年出台的“全面二孩”政策，仅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年的5.0‰提高到5.9‰。随后都再次进入迅速下降的轨道，2019年下降到3.3‰，系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毋庸置疑，取消对中国家庭生育孩子数的政策限制，既符合人民意愿也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取向。然而，我们不能指望有什么万应灵药，能够实质性地提高生育率和延缓人口老龄化。

因此，以下我们主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结合供给侧和需求侧及其相互促进关系，提出如何在老龄化条件下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在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模式不再能够支撑合理增长速度的条件下，亟待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潜在增长率。

为了赢得时间以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在诸如户籍制度这样的领域推进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促进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稳定传统增长动能，尽可能使新的生产率提高效果抵偿甚至超过生产率下降的因素。

在需求侧，关键是挖掘居民消费的潜力，稳定和扩大需求因素，以保障潜在增长率的实现。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提高潜力。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从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显著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入手。固然，更具累进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是符合规律并且效果立竿见影的再分配手段，然而，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紧迫问题，应该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着手。

注：经作者本人（蔡昉）授权 新京报记者根据《比较》第113辑文章编辑

编辑 陈莉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