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山脉以北，准噶尔盆地东部，坐落着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片遍布着针茅草、驼绒藜等植被的荒漠草原，也是普氏野马的故乡。
　

　　几天前，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王振彪，护送着18匹野马进入保护区乔木西拜野放点。在一处大围栏内进行短暂适应后，这些野马将告别圈养生活，回到祖先栖居过的荒野繁衍生息。

　　20年前，同样在这片荒野，中国首次实施野马野放，那也是王振彪第一次把亲手饲养的野马送回大自然。

消失在故乡的野马

　　9月的保护区，气温已明显转凉，水草又相对丰沛。在这时，即将野放的野马从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抵达200公里外的保护区野放点。

　　“以这处野放点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内的野马就不下百匹。”王振彪说，他曾常年在保护区监测野马，对附近的野马分布非常熟悉。

　　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它的原生地在中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西部。

　　资料记载，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蒙两国分别在中国新疆和蒙古国西部进行过多次科学考察，但均未获得野马在野外活动的证据。人们由此推断，野马已经灭绝了。

　　王振彪出生在保护区南侧的吉木萨尔县，那里紧邻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小时候只听说过野马，可一点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和家马有什么区别。”今年45岁的他说。

　　野马在野外日渐凋零直至在原生地灭绝时，地球上仅存的野马主要圈养在西方国家的动物园内。两次世界大战后，连欧洲动物园里的野马也寥寥无几，总数一度下降至两位数。

　　尽管一些西方国家通过野马交换等方法，使圈养野马的数量增加到1985年的600余匹，但圈养的野马出现近亲衰退、遗传漂变和疾病防控等问题，还有动物园有限空间已难以容纳持续增长的野马种群。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让野马重回故里。

　　1978年，国际野马基金会在荷兰海牙召开会议，与会代表达成共识：“将普氏野马重引入原生地作为拯救该物种的最终保护措施。”

　　中国政府承担了拯救这一濒危物种的使命。1985年，中国从国外引回11匹野马，并于次年将这批野马迁入新建的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一项充满挑战的濒危物种拯救行动自此开启。

“一切为了野马回家”

　　野马中心选址在准噶尔盆地东南缘一处人迹罕至的戈壁滩。“别看现在长了些榆树、沙枣树，二三十年前，野马中心和保护区一带没啥区别，又干又热、特别荒凉。”王振彪说。

　　1996年，高中毕业后的王振彪应聘为野马中心饲养员。当时，野马中心已成立10年，但条件依然艰苦。

　　“除了马舍，就是几间平房。”王振彪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没有肉食，吃的就是白菜、萝卜、土豆，一两周才能到县城买一次新鲜蔬菜；没有电话，和外界联络全靠一部无线电台；没有长明电，用老式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每晚供电2小时。

　　野马的生活却是另一番样子：夏天人们用菜刀把西瓜切片，拌入麸皮等饲料给野马解暑，冬天又定时用镐清理马舍中冻硬的粪便和结满冰碴的水槽。每逢母马产驹，一众工程师、饲养员严阵以待，彻夜守候在漆黑的马厩。

　　后来，野马还看上了“私人医生”，有自己的“摄影师”兼“传记作家”。

　　兽医师恩特马克已为野马服务23年。每天一早一晚，他总要走遍所有马舍，评估每一匹野马的进食情况、精神状态和排便情况，留心是否有野马出现异常状态，比如突然在地上打起滚，或者不住地摇晃起脑袋。凭着对野马日积月累、细致入微的观察，恩特马克摸索出一套判断野马健康状况的方法，使遭遇伤病的野马得到及时治疗。

　　大学毕业分配到野马中心工作后，心思细腻的工程师张赫凡就通过写日记排遣戈壁生活的寂寞。不知从何时起，野马成为这位女性的日记主角。工作26年来，张赫凡拍摄数千底野马图片，写下上百万字关于野马的手记、散文和诗歌，吸引大批读者成为野马保护事业的支持者和志愿者。

　　一批科技工作者也加入野马“志愿服务团队”，如新疆农业大学的曹洪明教授，野马中心成立以来，只要野马遇到疑难杂症，这位动物医学专家必定从15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星夜驰援。这种“有求必应”的工作模式前后延续20余年，直至曹教授因病逝世前。

　　“一切为了野马回家，”王振彪说，对野马保护工作者来说，让野马早日还乡，是使命，更是梦想。

　　到2000年，野马中心的野马迎来生殖高峰，存栏近百匹，新疆林业部门召集多学科专家商讨形成野马野化方案及野化技术路线。野马回家的时机已然成熟。

从27匹到274匹

　　2001年秋，中国首次在野外放归野马。王振彪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野放点，他有些不舍地打开围栏，27匹野马立刻向保护区西侧飞奔而去。

　　为掌握野马野化进展，王振彪和他的2名同事在野放后留守荒野、风餐露宿，对27匹野马展开持续监测。

　　“第一天就跑得没踪没影，以为它们很快适应了野外。”令王振彪意想不到的是，野放第二天一早，当他从帐篷里钻出来时，发现野马群又回到了野放点。

　　2001年12月，野放后的第一个冬天，27匹野马在风雪中失去了踪影。望着厚厚的积雪，王振彪心急如焚：“没有水，马还能吃雪。没有草，那可要坏事！”

　　茫茫雪原，王振彪和同事驾驶着一辆吉普车，前后寻马十余天，才在一片洼地发现了瑟缩在寒风中的马群。他们急忙喊来3辆小汽车支援，除了坐人，车厢内有限的空间全部塞满饲草。

　　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几个年轻人裹着军大衣，轮流坐在缓缓行驶的汽车车顶，在野马行进路线上抛撒苜蓿，引导马群向着野放点迁徙。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确保野马获得足够的饲草。走了3天，马群终于到达野放点，王振彪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在保护区追踪野马6年后，王振彪和同事将监测任务移交保护区管理机构。一批基层管护员接棒，继续监测野放野马，并持续在暴雪、干旱等极端天气来袭时为野马补饲、补水。

　　多次负责野马野放方案评审的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维康说，学界把这种野放后仍然有人工辅助的野放方式称为“软放归”，“在马源有限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是科学的，有人工辅助，种群数量增长也会更快。”

　　据野马中心统计，到2020年底，保护区的野放野马总数为274匹，是20年前的10倍，而整个新疆境内的野马总数已占全球野马总数约五分之一。

　　野马研究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胡德夫认为，在灭绝物种如何重建野生种群上，野马应当起到“一马当先”角色，“它的成功将为其他物种陆续走向野外、重建野生种群积累经验，提供借鉴。”

　　从卡车上卸下野马后，王振彪乘车从保护区离开，当最后一匹野马消失在后视镜时，他并不像初次经历此番场景时那样难过，他想起一首年少时常听的歌：“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