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再飞一会，很多事也许就会更清楚。

国庆前，在杭州的一个数据知识产权进行质押授信取得成功，并被媒体广泛报道，贯之以“全国首单数据变现”。在这次数据变现中，浙江凡聚科技有限公司和蔚复来（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政府颁发的首批数据知识产权公共存证证书，依托“浙江省知识产权区块链公共存证平台”，分别获得100万元和500万元的质押融资授信，成功将数据转变成可量化的数字资产，开创数据知识产权质押先河，代表金融领域对数据要素资产价值的进一步认可，对国内数据交易也具有一定引领意义。

国内大数据交易市场始于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该机构成立于2015年4月，至今已七年，从行业瞩目，到如今的门庭落寞，着实令人唏嘘。此次杭州的数据交易额度虽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或可为当前仍处在探索期的国内数据交易市场指明些许方向。

趋势1：引入国资背景逐渐成为数据交易市场共识

自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之后，国内各地兴起一股大数据交易中心热。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17个数据交易中心，且有逐渐增多趋势。

一方面，各地政府不愿在这方面位居人后，都想在数智时代展现作为，另一方面，当前数据要素市场整体发展将迎来发展机遇期，海比研究院、中国软件网联合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推出的《2021中国数据资产化工具市场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数据资产化市场规模为280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达41%。

然而，与丰满的理想相比，现实比较骨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黄丽华认为，当前的国内大数据交易市场，依然还处于探索阶段。曾经“开天下之先”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如今业务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非国资背景公司运作不力是重要因素。

痛定思痛，为使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业务能够正常开展，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贵阳市国资委正着手对其进行股改，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变成100%国资。

实际上，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机构，都具有国资背景。有的是与地方国资委以合资公司形式成立的企业，有的则是由具有优质数据资源的市属国企对现有交易所进行重组更名。

此次数据变现的承载平台是“浙江省知识产权区块链公共存证平台”（以下简称“存证平台”），由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建设，主导权和决定权在政府机构。

业界趋向于国资背景，是因为担心企业掌握海量用户数据，容易形成数据垄断，甚至危及个人隐私、消费者权益和国家安全与实体经济的发展。

同时这也是对一些企业数据交易存在的隐蔽、不透明等问题的回应，避免技术服务方、数据提供商、数据交易中介等私下缓存并对外共享、交易数据，以及防范数据使用企业不按协议要求私自留存、复制甚至转卖数据的现象。

面对数据交易日益频繁的现象，针对公众个人数据隐私、商业机密等安全问题，建立包括监管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覆盖数据生产流通全过程和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具有国资背景的数据交易生态体系，强化数据交易市场的信任机制，符合数据交易市场各方利益。

特别是《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从法律层面对数据交易进行规范，客观上也对数据交易平台转向国资背景产生一定促进作用。《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具体实践中，国资背景的数据交易机构要更为主动。杭州市政府以数据资产化发展为着力点，积极思考如何围绕数据资产为企业创造发展机遇，以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试点为契机，以区块链公共存证平台为基础，通过组织召开数据质押推进协调会等活动，调研了解企业数据资产运用情况和数据质押融资需求，制定数据存证流程规范，使企业的数据资产能够有效实现价值转化。

这样近乎公益性质的行动，只有政府机构主导的数据交易市场以及受官方监管的数据信托机构最为合适，能够平衡和帮助多个委托人更好地开放、共享和交易、使用数据，促进数据收益的分配更广泛、更平等且符合伦理道德。

趋势2：在法律上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势在必行

随着分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以及AI技术的应用，结构化数据之外的数据也被纳入到数据资产的范畴，数据资产边界拓展到海量标签库、企业级知识图谱、文档、图片、视频等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需要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有助于数据的确权和估值、管理，从法律上确定数据属性，形成明确的权利申请途径和交易管理方式。

通过对数据分类分级，可以进一步明确全生命周期中的数据的不同支配主体，便于数据确权。不同类别、级别的数据，应由不同支配主体拥有数据的使用权、交易权。比如，作为数据市场参与者的企业，如果既非国家安全，也不是公众个人的企业生产数据，不能作为资产被企业所有，那么后续的数据交易、价值创造便无法进行。